1995年8月15日冲击顶峰，奏响胜利之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冲击顶峰，奏响胜利之歌，江苏省文化厅等单位在南京举办大型专题文艺晚会——《东进·东进》。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冲击顶峰，奏响胜利之歌，血染着我们冲击顶峰，奏响胜利之歌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冲击顶峰，奏响胜利之歌的殊勋……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是陈毅作词、何士德作曲的《新四军军歌》，是新四军东进敌后英勇抗日的进行曲。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部分干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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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东进！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
随着新四军各部的集中完毕，中共中央根据当时江南的抗战形势，明确提出了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向江南敌后深入，依靠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坚持华中持久抗战。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新四军的抗战部署提出了意见。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茅山地区。茅山位于南京、镇江和无锡侧面敌后，如果新四军行动到此地，就完全脱离了国民党军的控制，将来还可以从扬中一带北渡长江，深入到长江以北的苏中、苏北地区。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电示项英：“在敌后进行游击战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反指挥反会好些，方便些，放手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战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凇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
但刚完成皖南集结整编的新四军，面临新的作战对象、新的作战环境还不适应，对敌后地区的敌情、社情、地形以及如何突破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敌后地区还不熟悉。
为慎重起见，新四军军部决定派先遣队去苏南进行战略侦察，了解前进路线与作战的情况，以便于主力部队的开进。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行动，并指示：“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唯须派电台及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立即做了研究，确定从第1、2、3支队抽调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队，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熊梦辉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先期挺进苏南敌后，实行战略侦察。先遣支队出发前，军分会秘书长李一氓又抽调了电台台长江如枝、副台长廖肇权及机要员何凤山等跟随粟裕行动。
1938年4月28日上午，粟裕率领先遣队从岩寺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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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歌嘹亮
何士德手书新四军军歌
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还珍藏着何士德九十高龄时亲笔抄写并捐赠的《新四军军歌》手稿。从手稿的笔迹特别是其中的多处涂改，可以看得出，老人家抄写时颇为费力，但极为认真，一丝不苟。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及一些学者的研究，《新四军军歌》创作于1939年。这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新四军军部召开欢迎大会。会上，何士德演唱了歌曲《歌八百壮士》。陈毅也应大家要求用法文唱了《马赛曲》。会后，陈毅很有感慨地说，新四军应该像八路军那样，有一支雄壮的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前进步伐，激励斗志。他提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得到了支持。
3月末，陈毅拟成新四军军歌初稿。歌词热情歌颂新四军继承北伐军第四军、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前后十余年的光荣传统，取名《十年》。歌词送达军部后，在副军长项英的主持下，军长叶挺、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军部宣传部长朱镜我等人进行了集体修改，突出东进抗战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6月下旬，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同结束战斗从苏南返回云岭的陈毅就《新四军军歌》歌词又进行了讨论、修改，最终定稿，交由教导总队队长作曲家何士德谱曲。
何士德
何士德1910出生于广东阳江，1931年入上海新华艺专音乐系，1934年转入国立上海音专，学习声乐、作曲。同时投身救亡歌咏运动，组织“洪钟”合唱团等。1937年何士德任“国民救亡歌咏协会”的副干事长兼总指挥。
1938年，何士德在南昌参加新四军，1939年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当年何士德仅有29岁，但他已是知名音乐家了。当时他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被新四军将士誉为“我们自己的音乐家”。
接到谱曲任务后，何士德深知“军歌”满载着全军将士的希望和寄托，自己肩负的担子之重。他夜以继日伏案创作，何士德很快谱出第一稿。
军部首长听过试唱，感觉曲调流畅好听，但威武雄壮有些不够。遂建议，曲调最好高昂雄伟，能体现出我军勇往直前的气魄。何士德于是重新谱写了第二个曲调，这一曲完全改变了第一曲的风格，采用了西洋军乐的节奏和七声音阶的乐汇，适合行军作战。
1939年6月底，曲子创作完成，这就是后来的《新四军军歌》。曲调雄壮有力，鼓舞人心，充满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曲与词的结合也相当完美，使词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现。那铿锵有力的节奏、简洁明朗的旋律，把威武之师，所向披靡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结尾处，使用了一种歌曲少见的三叠行式，连续三个“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曲调有层次地、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推出了全曲的高潮。后来，在军部召开的一次联欢会上，陈毅听了何士德指挥演唱的《新四军军歌》，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何士德说:“最后一句，重复两次，一次比一次高昂、有气魄，意志坚定，这很好，正是我写这个歌词时想强调的地方。”
词、曲创作完成后，1939年7月1日，教导总队文化队70多名学员，精神抖擞，他们终于盼来了军部首长前来检查新四军军歌试唱并将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随着何士德指挥棒一挥，高昂的歌声震荡云岭，试唱一举成功。
军部首长宣布:《新四军军歌》正式诞生，在全军教唱。正在大家欢呼之时，日寇飞机突然窜到了云岭一带，狂轰滥炸。文化队队员在项英等军首长指挥下，迅速分散隐蔽，之后就冒着硝烟，高唱这首“军歌”，奔赴各地抢救伤员。这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在炮火和硝烟中诞生的《新四军军歌》。从此，迅速在全军乃至群众中掀起了唱“军歌”的热潮。
1949年9月，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在上海的中国唱片公司接到了录制国歌唱片的任务。10月1日，中国唱片公司赶制的10张特别唱片运达北京，编号为：大中华唱片厂38254。唱片的一面为《义勇军进行曲》，另一面为《新四军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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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华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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